十一点了，依然走路一瘸一拐的阿尼塔来了，她是个五十多岁的护士，第三次来看病，她跟着胡有名走进屋里，一脸严肃地说：”乙格内舍斯，你知道吗？我髋关节和大腿上的疼，好了90%！第一次看完了，就好了50%，上一次治完基本上不疼了。两星期以后，是我约好做人工髋关节手术的日子。我简直不敢相信，如果不来看年，我这髋关节岂不是已被切掉了？！你说，我该不该告那个王八蛋骨外科大夫？”胡有名也觉得很好笑，但他还是严肃地说：”你不能去告，告也告不赢的，在美国，象这样冤枉的病例一定太多了，大部分病人自己并不知道。谁叫你的髋关节同时也退化的厉害，人家就算给你切掉了，依据MRI(核磁)检查结果，也没有大错！只不过，这回你髋部和大腿上的疼痛，纯由你腰椎压迫神经引起，换上了新关节，你照样还是疼罢了，到那时，他们会建议再切你的腰椎—- 总之，不要告了，反正我不会去给你出庭作证，即使去，也没人信我说的话。你碰上个笨蛋医生，认倒霉吧。”五分钟以内，胡有名将阿尼塔身上扎了二十几根针，走出屋来。看见了已经追随自己近二十年的杰西，这个离过两次婚，带着两个孩子，四十出头且依然漂亮妩媚的女人。
“嗨！乙格内舍斯！时间真快，又两个多月没见了。”杰西永远笑吟吟的，永远没有忧，也没有愁。胡有名象招呼老朋友一样，没讲话，用摊开的手向屋内一挥，象交通警察一样，杰西走进另一间屋。
“唉，我上次学打网球，第一次上课就把胳膊打坏了。这次不一样，我上周末去纽约，参加我男朋友与他前妻生的女儿的婚礼，我为了显得漂亮，为我男朋友挣点面子，穿上高跟鞋，一晚上下来，疼死我了。此外，坐飞机太长时间了，脖子疼，腰疼，胳膊疼，膝盖疼，双脚都肿了。我前夫的女朋友竟敢对我儿子嚷嚷，太混蛋了！我那前老公就是世界上最坏，最吝啬的人！他简直就是垃圾！”杰西高兴时象只金发碧眼的兔子，发怒时是只金发碧眼的狮子。胡有名插不上话，对自己的英文水平稍稍有点愧疚。这杰西也许忘了，她那垃圾前老公与胡大夫也很熟。一个高大挺拔的保加利亚人，普林斯顿的数学博士。娶她时，在全加州最贵的地方买的房子。他对于来自文明古国的胡大夫有着永恒的尊敬。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在胡有名看来，这位博士比起杰西第一任老公，一个波多黎各来的艺术家，黑不溜秋的，那是贵族与平民，将军与士兵之不同。而艺术家之前的男友，和眼前的男友也都被杰西拖着找胡大夫看过病。尽管他们根本没什么病。胡有名认识杰西还是在餐馆打工的时候，在一个著名的针灸诊所帮忙看了三个月病，挣40%的钱。诊所的主人是位猥琐下贱得不行的中国人。而更可怕的是，他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卑微，却将一生不幸都算在那位历尽千辛万苦讨到美国的上海老婆身上，因为他被光着屁股踢出了家门。三个月后，胡有名离开了，开始在自己家里看病人。遵循美国的道德，胡有名没告诉任何一个病人自己的电话。杰西来诊所找胡大夫，那位卑微的名医告知，胡大夫已经离开，你要看病我给你看，我们也没有胡大夫电话。杰西一头金毛气得快要立起来了：”我没找你看病，你凭什么非要给我看病？你算什么东西？你究竟为什么不给我乙格内舍斯的电话？你做事怎么这样不体面呢。”如俗话所说，哪里都有横的。卑微的名医赶紧奉上胡大夫电话，将这只金毛狮子哄走了。
快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满脸笑容，肌肉发达的哥斯特黎加兄弟路易斯走进诊所。他并没有约好来看病。只见他晃着手里的一瓶红酒：”乙格内舍斯，我昨天去了家酒庄，带了瓶酒给你，我先走了。”路易斯脖子受过伤，常会莫明其妙地头痛，且为剧痛，痛到看不清东西，不停地呕吐。什么先进设备都查过，都证实他健康得很。医生认为他有精神或心理问题。在美国，胡有名发现，凡是美国医生看不好的病，经常恬不知耻地把人家往神经病上推。后来，路易斯发现，只要胡大夫扎两针后，再坐在那里，把他脑袋向上提两下，他便轻易地从冬天回到春天。百试不爽。他生命中有了乙格内舍斯兄弟，便万事大吉。故此，乙格内舍斯兄弟喜欢喝酒，路易斯便经常记得，也经常孝敬。
梦若走进诊所时整十二点。她永远准时，只是今天脸上的笑容格外甜美；”乙格内舍斯，我通过了考试，变成了真正的心理医生。这有你的功劳，谢谢你！”胡有名恭喜她，并且站在那里，让她抱了一下。梦若连续看胡大夫至少两年了，她总算读完了心理学博士，并考完心理医生执照。她有顽固的偏头疼，从十几岁到如今从没停过。远比前面说的路易斯严重。不同的是，她在读学位，不敢吃太多止痛药，怕毕不了业。胡大夫应该是她从小到大找到的最好的止痛药吧。她将父母和老公都带来找胡大夫看病。这也是美国人表达信任的典型方式之一。
另一个病人伊丽莎白晚了几分钟，她从旧金山过来，稍远一点。她是个已不年轻，但体形保持极好那种女人。从她前几次积极的治疗态度上，胡有名总算松了口气，至少，她对治疗是满意的。他明白，这是一个可以称为优雅(无论真假)，但难以定位好与坏的很难应付的人。三十多年前，伊丽莎白膝关节半月板碎了，做手术摘掉了，多年以来，膝已经变形，活动度越来越小(没办法弯腿)，也只剩下了疼而已。骨外科医生说，换一个人工膝关节，似乎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来找胡大夫以前，这样一位精致的女人，如果去月球可以让她的身体完美些，大概她也会去的，只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作用。事实上，所有医生或者非医生都告诉她，这辈子大概这条腿就这样了。但人总不肯屈服于命运，尤其是美国人，美国女人。
反正，与伊丽莎白第一次见面，令胡大夫很烦。胡有名在她膝关节上下一共扎了十五根针，扎一针叫一声，不过胡大夫一气呵成，不曾问过，也不曾停过。伊丽莎白只好大喊：”停！停！停！乙格内舍斯先生！(没称呼胡先生)，你这针有些痛得要命，这到底为什么？会不会出问题？”胡有名平静地说：”你这里有很多瘢痕，有时会疼一些，不过，我只懂这么多(But that is all I know), 你还愿意我治下去吗？”伊丽莎白眼睛几乎瞪出来，又收了回去。显然她的口齿一向是很伶俐的，但不太适应胡大夫的英语，所以硬生生将话咽了回去。半小时后，胡大夫照例想帮她的膝关节活动三、五分钟，刚碰到她的膝部，伊丽莎白急着喊道：”小心点！小心点！”胡大夫万分小心地把她的膝关节轻轻地弯曲了一点点，伊丽莎白又大喊”小心”。胡有名停下来，直盯着她，说：”你说‘小心点’，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你干脆告诉我，是接着给你治，还是我们到此为止。”
“当然希望你治下去，否则我就不来了。不过我这膝关节情况复杂，一般的人越碰越坏，我实在怕了，我并非有意要冒犯你。”
“接着治可以，但你不要再说‘小心’这个词了，否则我感到很困惑。好比说，飞机要降落了，你对飞行员说‘小心点’，你是想让他飞得快点呢，还是慢点呢？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他只能按照他懂的做，才能安全着陆，听你的任何建议，飞机都会坠毁！在很多职业中，只有对与错，而你我之间也只有信任和不信任，不存在‘小心’这个词。”
伊丽莎白第二次、第三次来看病，笑容自然多了，偶尔，她也还会疼得呲牙咧嘴，但果然再也没有说一次”小心”这个词。今天是她第八次来看病，刚从阿根廷回来。据说是去一个国际会议，有她一个演讲。
“乙格内舍斯，说实话，这许多年，我自己已经记不清多少年了，我坐这么远的飞机出门，这条腿居然没有疼！你交代的事我帮你也办了，我写了张明信片，在机场给你寄回美国了，至于什么时候你能收到，就不知道了。瞧，我寄明信片时，给自己拍了张照片。”伊丽莎白将手机举给胡有名看。胡有名笑了；”你去开会做什么呢？”
“教各国的人做全身各部分的健身锻炼，有针对病人的，有针对专业运动员，演员的。我是个动作设计专家，全世界范围都有薄名，就象您胡先生一样。”
她的名衔太奇怪，胡有名从没听说过。更不明白”世界著名”是什么意思。反正，好象是说，胡有名不小心又把一个世界著名的，对健康医疗懂得很多的人物给教训了一顿。 又一个世界著名的人。胡有名记不得有多少了。上个月刚刚认识了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但精神旺盛。她是位心理学家，最擅长的是对人类”梦境”的研究，她基本上是全世界这一领域最最有名的学者了，天天有写不全的著作，作不完的讲演，上不完的电视。她来看胡大夫的主要目的是治疗她的失眠。
送走了从背后看只有二十几岁的伊丽莎白，已经下午1点钟。胡有名有点饿，甚至有点心慌。每天早上两只比小笼包大不了多少的菜包子加一只茶叶蛋，怎么担得起这一早晨的人来人往和心情起伏呢。他抓起一大块有半尺长的、85%的苦巧克力，纸都没剥开就咬了一口，嚼了几下才将嘴里的纸挣扎着吐出来。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盒小胡萝卜，一寸多长一个，用手抓着，蘸着拌沙拉的调料，一口一个，象只饿急了的兔子，一气嚼了大约二十支。这便是胡有名午餐的主要食物了，这当然出自一位高级营养师朋友的建议，他觉得象胡有名这么优秀的人物，自然应当崇尚健康的生活饮食方式。胡有名也并不是个冥顽不化的人，偶尔顺应一下潮流。
嚼胡萝卜的嘴还没完全停止运动，布莱德无声地走进来。他来买下个月的药，两个方子，一共八瓶药。人到中年的他，刚交了新女朋友，大概自觉表现差强人意，故来就医。但看了两、三次，觉得花费太大，负担不起，并且治疗效果也并非立竿见影，问胡有名该怎么办。胡有名说：”你没任何问题，不需要太多治疗，过一段来拿点药，接着吃就好。”
“你肯定我能好一点吗？”布莱德显然不太相信。
“如果一点疗效都没有，我，把你吃下去的中药用现金向你买回来”( I will buy those herbs back from your stomach in cash)。布莱德吃了近一个月的药，他告诉胡大夫：”的确好一点，但也只有一点而已。” 胡有名看都没看他一眼，叫他接着吃。又二、三个星期过去，布莱德再见到胡有名时，喜形于色；”乙格内舍斯，你一句话都没说错，谢谢你，谢谢！”
胡有名忙着抓起个纸盒子去楼下邮局。他需要给首都华盛顿的一个老爷子寄一个月的药，花了不到十分钟。老爷子叫格列科瑞，八十岁了，除了天天在电视上，据说，早年是和马丁路德金博士并肩战斗过的社会活动家。反正胡有名从未听说过这个人，介绍人告诉胡有名，超过一半的美国人都听说过这个人或者看过他主持的节目。格列科瑞前天打电话给胡大夫；”我什么病都没有，只是尿太多，五分钟、十分钟就要去厕所，这太麻烦了，你给我弄点吃的，叫我别系着尿不湿上节目了。”胡有名痛快地答应了。他连狗的尿失禁都能治好，这当然不在话下，照方抓药就是了。
下午两点，沃尔夫和他那MIT出身的老婆玛雅来了。他们和胡有名很熟，象半个朋友。玛雅的哥哥和弟弟也都找胡有名看病。她哥哥每次从亚里桑那州的凤凰城坐飞机来，住在弟弟家，连续看胡大夫三、四天再回去，然后下个月再来。那是一种犹太民族固有的执着。玛雅的哥哥也出身哈佛，并非脑子坏了。玛雅自己弄了两只狗，通常家里还有三、四只被她拯救的流浪狗。在这些狗被送走或被领养之前，天天打架。七十八岁的沃尔夫上前去劝架，手上至少被咬出四个血窟窿。还好，手指头是完整的。
看着脖子动不了，腰直不起来，双手都缠着绷带的沃尔夫，胡有名很心疼，这并非属于同情心之类，而是因为沃尔夫这双手在他二十五岁时到过北京，同一个叫周恩来的中国人握过手，时间竟还在胡有名出生前的几个月。沃尔夫自己倒也不在乎，他象小孩子做错事一样冲胡有名傻笑着，看不出太多痛苦的表情。胡有名扶他躺下，在他身上扎了一堆针，沃尔夫闭上眼睛，很快打起鼾来。
这位身材瘦削，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出身普林斯顿的学者，衣着完全不修边幅。敏捷的头脑里除了真诚、善良和单纯而外，并无别的心思。看得出，与中国的关系是他一生几件重要的大事之一，也令胡有名和他们夫妇从此成了聊天的朋友。胡有名有太多的美国朋友，但没一个有太深交情的。中国人为朋友要”两肋插刀”舍得出去，而美国文化以自私自利为基础，把利益交换当友谊，所以常常挂在美国人嘴上的”朋友”和”友谊”之类，并无任何分量和含意。这是一种文化本质上的事实，连”虚伪”都谈不上。而老沃尔夫并不是这一类白人。他没什么钱(当然也不缺钱)，他可以在胡有名生日的当天，亲自开着他那辆三十年新、大而破、可能随时散架的奔驰车，从他住的那座全美国第一个申请破产的著名城市，狂奔最少四十五分钟来到胡有名的诊所，专门来送一份小小的生日礼物，给一个小他三十岁的小老弟。胡有名以为，这是一类真正”有文化”的人。
沃尔夫二十五岁时帮着已经八十八岁的罗素成立了世界和平基金会，任执行主席，受美国政府之托去中国协助沟通中印边境问题。周恩来、陈毅、郭沫若他都很熟。有一回在北京他发高烧，周恩来马上叫邓颖超找来医生和护士，就在自己家里给他打了点滴。胡有名难以想象，远在尼克松去中国前的十年，中南海接待了这么个年轻的美国人。他还记得非常清楚当年他们几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广场上的人海和花圈，那都是送给周恩来的。如今在遥远的美国乡下，碰上个字正腔圆地说着”周恩来”三个字的美国老人，他只是感觉时空有点错乱。老沃尔夫有一次颇带自豪地告诉胡有名：”当年周恩来送了我三幅古董画作礼物。两幅明朝的，一幅清朝的。现在中国古董市场这么好，我也舍不得卖，我在对画作研究。”
“太好了！那东西那时中国很多，文化大革命时毁了不少，送给你应该保存得不错。”胡有名略有所思地说。
“唉！可惜啊！当时周恩来叫郭沫若陪着我去挑礼物。郭沫若说，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极力劝我多选一些—-， 唉！永远没这种机会了。”
“对了！”胡有名突然想起了什么：”周恩来没送你酒吗？茅台酒？如果有，请你卖我一瓶。周恩来能喝酒，他最喜欢送人酒了！”
“那倒没有，不过我自己在北京买过两瓶，只是我家里还剩两只空瓶子了。如果真有，我会很严肃地考虑卖给你一瓶。” 沃尔夫略带着歉意说。
胡有名一双大而厚的手捏紧的拳头一下子松开了，他有点泄气，也有点心痛，咽了口唾沫。他想买一瓶周恩来送的茅台请老朋友尝尝的愿望泡汤了。
胡有名诊所的墙上，多了一张打印出的黑白照片，那是年轻的蓄着胡子的沃尔夫与周恩来握手的照片，下面有沃尔夫一笔一划的英文：1963年7月， 沃尔夫与周恩来。 以崇高的敬意送给乙格内舍斯胡。
在沃尔夫躺着睡觉时，另一间屋里趴着丹尼尔和他那只肥硕但是无声无息的导盲狗。他在胡有名来美国第一年的时候，就开始找胡有名看病。他出生时早产，据说被放进高压氧仓太久了，几乎全瞎，只剩5%的视力，他成了烤面包师，每天早晨三点钟上班，十点钟下班。多少年自食其力。近几年，终于什么都看不见了，才养了只导盲狗。二十年来，胡有名最多的时候，每次只收他二十块钱意思意思，近些年，再也不愿意向这个已经六十多岁，没收入，没工作，没亲人，已经全瞎的美国哥们儿收钱了。十多年前有一天，丹尼尔自己买了半打啤酒，叫胡大夫到家里来小酌一杯。在他那间象狗窝般的屋里，挂着两幅画着森林和溪流的油画，极为清幽沉静，散发着一股神秘的气息，让整天疲于奔命的胡有名心有感动，大加赞赏。那一年的新年除夕，矮壮结实的丹尼尔，咧着嘴，一手提着一个木框子，来到胡有名的诊所：”嗨！乙格内舍斯，我送你两幅画当新年礼物。”胡有名楞了：瞎子般的丹尼尔住得虽然不远，但提两个木头框子也要走上近十条街，况且，这两幅画也是他屋里唯一的装饰了，胡有名坚决地拒绝。丹尼尔操着略带沙哑的嗓子接着说：”你收下吧，这画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再说我是个瞎子，屋里挂什么我都看不见，对我没什么用，难得你喜欢它们。”
每次离开，丹尼尔一定掏出二十块钱，胡有名也一定不收。丹尼尔说：”二十块钱我还付得起的，你的孩子也要吃饭的。”
“我的孩子都很喜欢吃你烤的东西，有时间，你烤个蛋糕送给我吧。”胡有名边说边推着他出门。
丹尼尔的父亲，当年也是颇有名气的美国共产党人，在麦卡锡猖狂的五十年代，受够了精神到肉体的迫害折磨，早早地死了。
三点钟来的汤姆，他也算是让胡有名略有些敬意的美国人之一。他并不是个”大人物”，不过是个比胡有名年长个十来岁的医生，一个医学院教授，象他这种身份的人，胡有名在北京认识一大堆，碰巧当年都在一个班里上过六年课，只不过，汤姆教了三十几年课的医学院名字叫斯坦福大学。而斯坦福也不是令胡有名尊敬的原因，原因是汤姆因为仅仅腰扭了一下，非得屈尊从所住的斯坦福大学，驱车一个半小时，来看胡有名这位在许多美国人以及许多渊博的海外华人眼中的江湖郎中。美国人因为无知，给取了个名字，叫作”针灸师”，意思是”拿针扎人的人”。他妈的– 胡有名心想，你们的外科大夫，是不是可以叫”拿刀宰人的人”。胡有名把汤姆这种做法，称作”犹太人的执着”。犹太人在大事小事上都有一种执着，不怕艰难。中国人脑子绝不必犹太人差，但由于”中庸”之道的影响，展现出过分的灵活，则走向便宜行事和苟且，继而走向”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两种不同特征对一个民族来说，特别在历史的长河里，好与坏，优与劣是说不清的，所以犹太人差点被希特勒灭了种，而中国人竟被西洋人和东洋人一起糟蹋了一百多年。美国人又笨又无知，没文明，没历史，但却强盛了二百年。这绝不是运气，是什么？没人说得清。至少，胡有名认为，聪明是不能当饭吃的。今天汤姆第三次来，告诉胡有名他好了百分之九十。面对一个脑子够用的人，胡有名有时也会问一些好奇的问题。
“我觉得美国的牙医和一般的医生好象并非同一路人，总体的素质和训练略低一些，对吗？教授。”
“完全对！”汤姆略带赞赏的意味。
“美国的中低级医生好象实践经验不够，感觉上没有中国的同级别医生成熟。您认为呢？”
“没错。美国没那么多病人可看！不过，到了高水平的医生就不一样了。比如，象你们中国人，就至少相信我这样背景的。象香港的李先生，澳门的何先生，以及一大堆类似的著名人物都是我的病人。特别是李先生两位公子在斯坦福念书时，我常常带他们去吃饭。相处极熟。
“从没有这样重要的人物找我看过病，除了您，汤姆！”
汤姆竟被逗笑了。
胡有名走出来，看见了昨天才来过的光着头的爱德。一个灯具店的小老板。
“我来给你送钱。昨天你帮我肩关节复位后，我还是疼得不能动，你叫我去医院拍片，看西医骨科能否帮着复位。等我二十分钟后到医院开始拍片时，我发现我的肩膀已经能活动了。昨天你没收我的钱，但我觉得还是你帮我治好了，我必须要付你钱。”
“好人！好人啊！”胡有名觉得美国中产阶级非常诚实，虽然很自私。
另一间屋里的达瑞欧三十岁余，父母从意大利移民来的，他连续来看病几年了，不常来，每次来都是受伤，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胡有名才意识到他是个职业运动员。再后来，经达瑞欧介绍来看病的有一大串人，年龄从十几岁到七十几岁，并且所有人的伤痛都与骑自行车有关。胡有名有点好奇了：”你们都和达瑞欧学骑自行车？”是的，每个人都是。并且有人告诉胡有名：”所有骑自行车的人都认识达瑞欧，因为他连续五次得过全美山地车冠军。” 难怪了，胡有名明白了这小伙子为什么看上去很奇怪，看达瑞欧第一眼觉得他个子不高而且很瘦，看第二眼发现他很结实，若再看第三眼，发现他异常结实。除了肌肉以外，只有一层皮。反正胡有名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很少见长成他这样的。
但是，对达瑞欧最深的印象并不是这些。三年前，达瑞欧回意大利探亲。回来送了胡有名一个巴掌大的盒子，盒子还挺漂亮，中间拴了一条细丝带。胡有名道了谢，并没打开，顺手带回家。胡太太发现了， “咦，这小盒子是什么？”
“我的病人从意大利给我带回的礼物。”
胡太太小心地打开盒子，里面有一个厚纸袋，再打开纸袋，里面装了一只硕大的干蘑菇。她略为奇怪地说：
“好象是只蘑菇，这也需要装盒子里？”
“大概不是普通蘑菇，八成象中国的灵芝一类的东西，否则，送一只做什么。”胡有名随便猜测道。不过很快，胡太太发现纸袋上有说明，显示此蘑菇与其它菜肉一起，可做汤一小锅。胡有名觉得略有些好笑，或者有趣。马可波罗一定是将中国的”千里送鹅毛”之类的精神也带回了意大利。飞了半个地球，给我带只蘑菇回来。在中国，如果病人给胡有名送点做菜的蘑菇，怎么着也要送个半麻袋、一麻袋，才好表示个心愿吧。
四点了，奥斯汀象每次一样，风风火火地冲进门来，他个头不高，大眼睛，大嗓门，离了婚，两个孩子。作为一个心理医生，挣钱是很体面的，但不知为什么，他总感到巨大压力，其实他怎么看都是个心善而快乐的人。每次收钱时，他都开胡有名玩笑：”你为什么收这么少，老也不涨价，你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
进到屋里，奥斯汀脱下西服，他很费劲地将里边穿的一件马甲脱下来，往椅子背上一扔，”咣当”一声，嘟囔着”这该死的防弹衣，穿上又沉又热”。胡有名赶紧要过来，仔细端详一番。看到胡有名好奇，奥斯汀说：”我直接从监狱赶到你这里，怕晚了，所以没脱下来。监狱里都是重刑犯和死刑犯，他们为保证我的安全，让我每次和犯人谈话必须穿上这东西。 —- 这是我的一部分工作，也是我精神压力的一部分来源。”胡有名将奥斯汀在两分钟里扎了二十多根针。准备离开，奥斯汀急着说道：”还哪里能扎，多给我扎一点。”胡有名如同种稻子，又插了十几支针。奥斯汀再无声响，已然睡了过去。
如同胡大夫的许多单身和已婚的女病人一样，奥斯汀这两年交往的至少三个女朋友也找胡大夫看病，其中一个还是胡大夫当年做胡教授时的女学生，后来成了金门桥南北著名的针灸、气功大师。过去二十年，胡有名已经记不住曾有多少对男女在自己的诊所同进同出，再到分手或者离婚，再交友再结婚。他们或者是冤家，或成陌路，或者也还是朋友，而胡大夫却成了他们生活中唯一相同的不可缺少的人。胡大夫的闹市里的诊所，也成了这些各奔东西的人们偶尔依旧顾念着或者不得不想念着的唯一相同的老地方。这些男女都是普通的美国人，许多人曾经或者依旧厌恶着红色的中国，也谈不上喜欢或者不喜欢中国人，中医是什么东西，让人更靠近天堂，还是更靠近地狱？甚至夸张点说，他们有的人也根本不喜欢胡有名。而对胡有名来说，对这大部分情愿或者不情愿来看他的人，也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他只是喜欢自己的职业而已。这些男女老少真正介意的只有一点，胡有名到底给不给他们看病。那些年，在大洋彼岸的祖国，当象方舟子，张功耀，何作庥，杨振宁之流对中医和医学极无知的土鳖，大谈中医的时候，当某些优秀拔萃的土鳖以为逛过两回窑子，便精通了女性心理学的时候，胡有名正站立在太平洋沿岸的金门桥头，纵是太平洋的骇浪狂涛，也不得不让他三分。
更新于 2017-09-24
作者：王曉醫師
此文发表于《北京文學》2014年第12期
文字取自美篇杨过帳號，王無過作品，作者王曉授權